[3]在德国，人们可能会用制度性保障理论来处理这一问题，即认为，全民所有是一项不能任由立法者修改的制度，这种制度要求国家所有权为公民自由和自主发展提供制度、组织和物质保障，而不能为国家的私利而存在。
在实现的具体过程中，作为消极权利的言论自由排斥国家的干预，但仍会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11] 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8、451页。
[20]费斯据此认为，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一通过商业表达平台所施加的对言论自由的客观限制，是一条规则而绝非例外，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限制。在这一过程中，为消解意见的充分交流与决策及时决断性的紧张，应设置合理期限。言论争议本身就是言论自由的意义呈现，解决争议是次要的，即使争议无法解决，也不会影响言论表达与辩论过程的理性展示。在由选举启动的多元代议政治结构中，投票是公民偏好表达的总体性选择。因而，在一个对多数暴政有所警醒，或者能够清醒意识到代议民主之不足的理性社会里，言论自由作为此种理性的守护者，享有拒绝政府干预的极大豁免。
可见，二元民主论的理想国是理性的公民社会，这就透射出阿克曼浓重的古典共和情结。[36] 波斯特教授由此重新检视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的关系，它关于二者分别服务于民主正当与民主胜任的创造性见解，给了本文极大启发。该方法论在行政法学成立的过程中，对于行政法学摆脱其他科学而形成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公共行政日益扩大化、复杂化而提倡行政法学与其他相邻学科之间学际化的今天，必须对该方法论进行一定的反思。
[63]即行政法除了适应现实行政外，还具有在价值上引导现实行政的作用，为此，行政法学的研究并不能局限于对实定的行政法规的规范或实证分析，而必须进行目的论或价值论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对于实定行政法的变革进行指引。[117]因此，行政过程论提倡在规范地解释行政法的同时，应当综合考察有关行政法律现象的整体过程， 不仅在考察对象上扩大了行政法学的范围，而且在考察方法上改变了传统行政法解释学中静态、定点的考察方法，提倡全面、动态的考察方法。[4]［日］箱飼信成：《行政法の歴史的展開》，有斐閨1952年版，第173页。但田中二郎的法律解释方法论对于法律解释的实践性与客观性（即科学性）的二律背反＂以及客观的社会意识究竟为何物或者如何认识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说明，由此产生了与美浓部达吉理论相同的问题。
[44]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日本传统行政法解释学欠缺独立性 从行政法学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行政法学是在摆脱民法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从两者的关系来看，行政法学以民法学为模范而构建自己独立的方法论与体系论，但时至今日仍然遗留有民法学的印记，由此存在着行政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否尚未充分的问题。[74]在对实定行政法进行规范解释的基础上，重视对应于行政实务的行政法解释体系的构建。
[127] 日本最高裁判所1999年1月21日民集第53卷第1号，第13页。[91]［日］阿部泰隆：《続？政策法学講座やわらか頭の法戦略》きょうせい2006年版，第2页。[33]［日］宫沢俊義：《公法の原理》，有斐閣1967年版，第25-26页。从实务方面来看，随着对应于具体问题的个别性解释的累积，成为在实务上的先例，在事实上形成庞大的实务法解释体系，例如各行政机关有关行政事例或法律解释的训令、命令等，作为司法机关的最高法院也进行法律解释或判例整理的活动。
而且，日本的行政法解释学着眼于国家活动的前法律性基础，对于特定领域中的国家行为先验地承认其权力支配的性质，并以该权力性作为前提构成行政法的解释理论。第二，放弃了传统行政法学中作为体系性考察的行政法总论与行政法各论的二分主义，不采用将行政法各论作为行政法总论中基本原理的具体应用的观点，而是寻找出在各个别法律领域为保护法律利益所固有的法律价值，在此基础上进行对实定行政法的解释，而在有关的法律价值本身中包含有宪法价值。[77]法律解释学是指在法律不完备或不适当、不明确时，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进行合理的解决的学问，但解释学并不能完全说明或解决法律问题，而只能采用相对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法。而且，还需要进一步扩展视野，考察相关联的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于研究行政制度的法学侧面的行政法学来说，现在必须以行政制度存在方式本身、社会管理功能的制度化的方式等作为研究对象，其理由在于：第一，作为行政目的的公共性内容的多样性、复杂性。有关行政的实证研究在行政学以及法社会学中已经充分进行，因此，行政法学与行政学以及法社会学的连接对于行政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4]［日］大橘洋一：《対話型行政法学の創造》，弘文堂1999年版，第295-296页。因此，从方法论来看，美浓部达吉的理论主要采用了二元解释方法，即重视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或历史的解释方法（历史性解释）与以十九世纪德国国法学为范本的解释方法（比较法解释），站在自由法论的立场上对于明治宪法以及有关行政的法律采用了不拘泥于条文的富有弹性的、流动的解释方法。
该方法论注重以法学方法的规范分析来考察行政法，从而排除行政法学中许多非法学的分析方法。[42] 其次，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在经过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后，自然法、法律原理等反映在社会生活秩序中自然形成法律规范。行政法学以实定行政法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在实定行政法解释时，以实定制度的存在作为前提，但在学术研究中，这种前提并非无条件、无限制的。[41]这种行政法学一方面通过对依法行政原理或法治国主义的德国式解释，将议会通过立法对于行政的拘束限制在最小限度之内，其中还存在着政治性、权力性要求介人的可能性，例如，在明治宪法中承认天皇所代表的行政权具有紧急敕令权（第8条）与独立命令权（第9条），天皇可以以行使这两种权力的方式摆脱立法权的限制。[49]日本传统行政法解释学也注重于保障行政权的优越性，对于特定领域中的国家行为先验地承认其权力支配的性质，并以该权力性作为前提构成行政法的解释理论。在传统法学中严格区分立法论与解释论，这是日本传统公法学中的前提。
对此，行政的公共性论认为，作为宪法价值的具体化，程序性的与实体性的价值都成为规范性评价或分析的对象。[28]在此基础上，浅井清提倡纯粹法学方法论，试图将纯粹法学方法论导人到日本公法学之中，以此来推动日本公法学中民主主义的发展。
[115]因此，行政法学必须将行政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形式全盘纳入视野，并加以全面、动态的考察。在日本的行政法中存在着众多的解释论上的问题，例如，公私法二元化的问题、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问题、行政行为的分类及效力等问题、行政裁量的问题、司法审查的界限的问题等，对于这些问题，各学者问问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解释，但其中为多数学者所承认、特别是法院在判例中也较多采用的方法就被认为是通说的方法论。
[127]可见，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有时也运用这种构造解释的方法审判案件。［日］佐々木惣一：《日本行政法論（各論）》，有斐閣1922年版。
当然，从行政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通过承认与私法上法律关系不同的特殊性而进行的理论化、体系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提供了解答的体系。通过以法律关系为对象，将实定制度作为与私人权利义务相关的一定限度内具有法律意义的事项而构成理论，同时在该法律关系上必须承认行政法上的特殊性。可见，从日本行政法学的整体来看，同属于东京大学学派的、具有前后继承关系的美浓部行政法学与田中行政法学分别代表了二战前后日本行政法学的主流学说。面对着规制缓和、给付行政增多、公私职能分担发生变化等现实公共行政的发展，行政法学理论当然也应当进行相应的变革。
第二，对于指导法律解释论的基本价值原理是否适当由历史检验的观点也存在着问题。[97]但该方法论也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在这种方法论下，法律解释学与一般性社会科学的异同应当如何把握并不明确。
2．日本型概念法学方法论 在行政法解释方法论方面，国权学派主要采用概念法学的方法论，以制定法的完善为前提，通过对法律条文的规范解释来考察法学的理论构成，并以该理论性标准来进行解释。[64]［日］甲斐道太郎：《法の解釈と実践》，法律文化社1977年版，第123页。
因此，平井宜雄认为，与以实定制度作为论据的法律解释学相对，应当提倡构想实定制度的法政策学。此外，与私法学的方法相比，在作为行政法解释对象的事实方面，存在着以下特征：第一，在作为行政法规范对象的生活关系中，不仅在性质上存在着各种差异，而且规范的范围也逐渐扩大，社会性生活关系本身也显著变动，因此，行政法解释也不是受到固定的、统一的单一原理的支配而必须考虑复杂的事实关系的本质。
1．国权学派 国权学派以伊藤博文、穗积八束、上杉慎吉等人为代表，由于站在天皇主权的绝对主义立场上强调君权神授，因此又被称为神权学派或官僚学派、国权学派站在天皇主权的绝对主义立场上强调天皇主权、君权神授，在明治宪法制定之初，占据了曰本宪法学的主流地位。美浓部达吉认为，在当时的日本法学中存在着过度偏重于成文法规范的倾向，这是因为当时法学界有关法律本质认识的根本性观点是错误的，即将法律作为主权者的命令的思想在当时极为盛行。（一）国权学派与日本型概念法学方法论 明治宪法虽然是日本制定的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立宪君主制宪法，但其中同时采用了立宪主义和天皇主权原则，一方面基于立宪主义确立了体现民主精神的议会制度，对天皇权力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另一方面议会的权限也受到天皇权力的诸多制约和限制，体现了反民主的要素。该方法论特点在于重视成文法的明文规定，严格地根据实定法规定的文言及其逻辑关系解释法律。
[101]行政法学与行政学相关联，为了在行政法学与行政学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法社会学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90]传统的法律解释学是立法不完善的产物，因为如果立法确切且明确，那么就不会发生解释上的争论了，可见，法律解释仅仅是对立法不完善的弥补。
这种方法论最初来源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其中大致可以划分为注重法律条文字面解释的法国式的注释法学与注重法教义的体系性整理及其逻辑关系明确化的德国式的法教义学。[76] 参见［日］正木宏長：《行政法と官僚制——行政法と専門性、そして行政法学と隣接諸学問》，成文堂2013年版，第3-5页。
但随着二战后《曰本国宪法》的制定以及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学界对于美浓部达吉的行政法解释学提出了各种批判。在以社会科学作为实践性法律解释的根据的同时，尚未明确认识与实践＂之间相互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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